新技能凸显强大的文化重构力量_偶像_文化
【择要】虚拟偶像从二次元文化中破圈而出,显示出新技能强大的文化重构力量。虚拟偶像与普通大众文化缔结了“普通文化天下主义”,让Z世代在共享代价中彼此互换、躲避孤独,在虚拟的二次元文化中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在虚拟偶像崇拜中完成了主体性意识的崛起。未来文化领悟趋势深化的关键是,政府能否对个体化持原谅态度,勾引个体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保持同等,终极通过制度培植将个体化合法化和制度化。
数年来不温不火的虚拟偶像(Virtual Idol)从二次元文化中破圈而出,吸引了海内浩瀚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虚拟偶像在海内的快速发展,是技能进步冲破圈层传播的范例,这一小众的御宅文化通过技能催化的共享代价正在融入普通大众文化,不仅匆匆动了当代文化的领悟,而且推进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发展趋势。
技能赋能推动中国虚拟偶像破圈而出
虚拟偶像是基于互联网思维和数字复制技能,利用绘画、动画、打算机视觉设计等技能创造的非真人形象,它通过全息技能完成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合,不仅能够在互联网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中进行歌舞演出或开展各种偶像活动,而且可以与粉丝实现线下互动。虚拟偶像紧张有虚拟歌姬、虚拟主播、虚拟时尚博主(模特)三类,不仅实在行的偶像活动包括人类偶像的各种活动,而且虚拟偶像可以汲取粉丝的二次创作来丰富自己的内涵,大大缩小与粉丝间的隔阂。虚拟偶像最大化调取了***的元素,在互动中消泯了***的关系,亦真亦幻、难分虚实。
虚拟偶像观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已在日本涌现。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技能的发展虚拟偶像不断进化为各种形式,从基于3D影像的虚拟偶像、基于网络活动的虚拟偶像、基于游戏的虚拟偶像,一贯到基于音乐制作软件的偶像,总的趋势是交互性越来越强。2009年,涌现全息投影技能与语音合成技能互助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2011年海内本土的虚拟偶像是由天津卫视创作的东方栀子,但因技能掉队,出场即短命。继此之后,一些新的虚拟偶像陆续被腾讯、网易、巨人、B站、乐元素、爱奇艺等网络公司推出。2012年第八届中国国际动漫精良展览会上,以VOCALOID(Vocal与Android的合称,即声音与机器人)语音合成引擎为根本的虚拟歌手洛天依正式发布,洛天依被称为中国第一位虚拟偶像。VOCALOID技能的上风在于:发展同好、发挥创意、共同发展,这一技能授予同人创作者(粉丝)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同人创作者又授予虚拟偶像性情、形象以及作品。随着偶像越来越成功,同人创作者也随之得到造诣和关注,得到一种与偶像一起发展的体验。2019年,海内第一个AI虚拟偶像子书美正式发布,着力强化科技与艺术、传统与当代的结合,人工智能技能让虚拟偶像更像人。
技能进步是虚拟偶像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推力,3D建模、声库、全息成像、VR(虚拟现实)和AR(增强现实)、AI(人工智能)等技能都为构建虚拟偶像供应了必要的技能条件。动作捕捉和三维建模技能的成熟,拆除了虚拟偶像的专业化门槛。苹果公司的入场,让普通手机摄像头就可以实现动作捕捉,为虚拟偶像的UGC供应了现实可能。人工智能为虚拟偶像授予情绪和创作能力,使之具有更逼真的个体形象并与粉丝进行无障碍互动互换,从技能上实现了二次元与三次元的跨界。
二次元文化是虚拟偶像传播的文化土壤。人们依据自我文化品位、生活办法等选择媒介产品,并向具有相同爱好或属性的受众群体传播,从而产生拥有共同爱好的文化圈子,这一圈子借助媒体进行扩大,呈现出一种圈内向圈外辐射的文化效应或经济效应等,形成“圈层传播”。日美等国的虚拟偶像进入中国近20年来,虚拟偶像始终限于Z世代(1995至2009年间出生的人),仅是一个小众文化征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海内日本动漫、游戏的受众群体有所增长,对虚拟偶像的受众需求也涌现了快速抬升;同时海内二次元网站频频发力,在技能催动下,虚拟偶像涌现“破圈”之势。媒体广泛认为,菜菜子等本土化虚拟偶像亮相与中国绊爱亮相《唐人街探案3》电影发布会,冲破了次元壁,即二次元动漫天下与三次元现实天下之间的墙壁的限定。
本土化虚拟偶像菜菜子在虚拟偶像行业头部网站B站的粉丝已超过38万,其用户评论紧张来自LV5、LV6等重度用户。按照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二八定律”,最主要的用户仅占20%,重度用户的认可解释菜菜子已经被B站为代表的Z世代接管。一方面,菜菜子把现实偶像与虚拟偶像融为一体;另一方面,B站通过菜菜子将现实明星成功地推介给Z世代,实现了跨次元的交融。对付这一征象,有人认为这便是一个小众的狂欢,不会有长远的效应;有人认为虚拟偶像带来了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的领悟,将与现实偶像一样成为未来文化消费的主要部分。孰是孰非?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技能问题》中指出,工业革命往后当代技能的实质是“座架”(Gestell,原意为框架、底座、骨架),即是一种天下的布局。他认为工业革命前的传统技能是置于全体社会文化之下的,受到文化的约束和支配;而当代技能与文化的关系发生了反转,当代技能反过来布局和支配着文化。当代技能深深地铭刻在人的文化创造上,盘踞了统统存在领域,包括科学、艺术或政治。对当代技能转向持批驳态度的海德格尔,深刻地揭示了科技理性对付社会文化的再造之力。当代文化因此技能为主导的文化,因而亦可称之为“技能文化”。技能文化在改变乃至侵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一定重塑着当代文化。技能文化带来的频繁、持续的深度改造,催动文化不断重构以适应新的技能环境。此刻,中国已站在技能的拐点上,人工智能等新技能正在催动文化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强大的文化重构力量。由此来看,虚拟偶像破圈,破的不仅是媒体传播之圈,更是当代文化之圈。
文化消费造诣“普通文化天下主义”
虚拟现实技能和人工智能技能为Z世代供应了愈来愈强烈的沉浸式个体体验,让受众能够更大化地操控自身角色、参与制作,在场景殊效和沉浸式体验中享受比现实更加玄妙的体验。未来,人工智能技能还将深化虚拟偶像的智能化人格特色,为受众供应更真实的互动体验。Z世代的虚拟偶像崇拜,经历了对二次元文化的共享、互换,再莅临盆同人作品的过程。在这一文化消费过程中,他们从消费者角色转向生产创作者角色,不论是弹幕吐槽,或是同人创作,他们积极主动地呈现自我、表达自我、研究自我。每个粉丝都是最真实的参与者,也是自己偶像的创造者。回顾虚拟偶像的发展史,Z世代在虚拟偶像的消费过程中实现了三个方面的领悟:
一是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也称UCC)与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专业生产内容,也称PPC)的领悟。当前,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的真正代价在于UGC聚合。B站的PUGC社区为同人创作者供应了创作空间和互换环境,同人可以在这里学习ACGN文化(英文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Novel(小说)的合并缩写)和创作技能,虚拟偶像发布方供应初始形象、基本人设和声库,同人可以不断补充后续人设、制作曲目。当前,为洛天依制作歌曲及***的同人创作者已达数万人,其原创歌曲也达到几十万首,洛天依演唱会上的曲目90%是同人创作者制作的。同人创作已经霸占了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近十分之九的内容。虚拟偶像犹如千万粉丝共同创造的孩子,在角色形象不断丰满充足的同时,用户黏度也同时保持相称的高度。
二是线上与线下的领悟。依托成熟的ACGN文化与高粉丝黏性,B站成为将粉丝从线上聚拢到线下的引领者。2019年7月由B站弹幕***主理的大型同好线下聚会品牌——BML(Bilibili Macro Link)演唱会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央举行,这场全息演唱汇合结了险些二次元的顶级虚拟偶像,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通过最尖真个“全息真实化拍照技能”涌如今真实的舞台上,与十万不雅观众现场互动,创造了梦幻般的现场效果。2020年7月,由于疫情缘故原由BML2020演唱会采取云端直播模式,不雅观看人数从操持的现场两万人变成了云真个百万人。这百万不雅观众紧张是B站粉丝、用户和up主,由此可见这一小众文化已“不小众”。
三是二次元文化与普通大众文化的领悟。Z世代已成为中国网民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代价理念和文化消费对付中国大众文化的走向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据爱奇艺全国创意策划中央发布的《2019虚拟偶像不雅观察报告》显示,Z世代已占环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网民的52%是95后。艾瑞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二次元用户已达4.9亿。二次元文化快速发展的深层缘故原由除了粉丝经济的推动,它与普通大众文化的靠拢也有着直接关系。虚拟偶像作为二次元的前端形象,充分显示了二次元用户与大众共享代价的追求,菜菜子充分展现了二次元文化与普通大众文化的领悟,并向两维受众延展——将普通大众文化的受众引向对虚拟偶像的关注、将二次元文化用户导向普通大众文化。在普通大众文化与二次元文化的对话和互换中,虚拟偶像的走红实现了对当代文化的重构。
从上述三个层面的领悟出发,不得不承认由虚拟偶像带动的文化之变,具有普世主义的特色。超过国界、超过年事、超过种族的粉丝聚合在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周边,通过参与同人创作,彼此间形成了虚拟偶像与人类之间稳定的忠实度,在共享审美代价中彼此互换、相互理解、躲避孤独,在虚拟的二次元文化中构建了想象的共同体,缔结成“普通文化天下主义”。
“普通文化天下主义”的形成与虚拟偶像发布公司为了凝聚粉丝、增加用户黏度,让粉丝参与产品制作密切干系。粉丝参与虚拟偶像创作,最大化地实现了他们对偶像的目标期待,他们供应的内容能够真实地反响自己的利益主见。由此实现了空想的传受双方“大同”景象:虚拟偶像须要粉丝,正如粉丝须要偶像一样。
文化领悟孕育主不雅观个体化与制度化个体化的关联
互动性技能是文化领悟的培养皿,播下种子就会萌生新的果实。虚拟偶像便是互动性技能与多元文化领悟下出身的新果实,数字技能和人工智能技能让受众感想熏染到前所未有的参与性,从线上的作品创作到线下的偶像与粉丝互动,这种强烈的个体参与成为Z世代热心投入的不竭动力,Z世代在虚拟偶像崇拜中完成了主体性意识的崛起,走进新的生活办法,制造新的社会认同,步入主不雅观个体化。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关于当代社会个体化的理论,诠释了虚拟偶像表征的中国社会变迁。贝克认为,当代社会的自反性,使得公共威信衰落和个体孤独感增长,与此同时,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界定,由此也导致私密性、非正式性、自我表现文化的兴起。这是个体和社会关系的一个构造性转变。回顾人类历史,文艺复兴期间便是一个个体化凸显的历史期间。而当下,当代社会高度分解,社会构造特色的一个范例表现即个体化。贝克认为,个体化开释的个体创造力是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改造的动力之源,个体化并不会危及社会的整合,反而是社会整合得以实现的条件。换而言之,个体化是个体从稳固的传统中“抽离”出来(Disembedding),又反过来匆匆动社会新的整合形式和掌握形式涌现——个体通过“重新嵌入”(Reembedding)社会,匆匆动新的文化形成。用贝克的话来说,便是社会民众涌现了从“为他人而活”向“为自己而活”的转型。
Z世代为核心的二次元文化,是中国社会中新一代青年个体化的文化表征之一。二次元文化自20世纪90年代后进入中国,每每被认为是一种小众文化。这种初而小众的文化及其主体,缓慢而倔强地发展着。如今,这一小众群体已陆续跨入成年人群体、消费能力提升,他们长期养成的代价理念和文化消费习气,从过去到本日正在经历着四个阶段,或者说这正是中国二次元文化群体的个体化进程:
首先是去传统化。Z世代从传统的大众文化中抽离出来,离开父辈们拥趸的影视文化和晚会活动等现实娱乐办法,容身于日本动画、动漫和游戏等虚拟文化之中,形成了独占的以虚拟空间为载体的二次元文化,他们在培养和享受自己的独特喜好中背离传统文化,形成了个体化的文化代价取向。Z世代父辈的文化消费是基于集体化的,从电视不雅观看来说,传统的不雅观看办法是集体不雅观看或家庭不雅观看,Z世代的动画、动漫不雅观看和游戏体验紧张为个体。在与传统的竞争与抵抗过程中,个体的孤独感凸显出来,因此他们急迫须要通过代价共享往返避长期沉溺于网络天下、囿于小众的孤独感。在唯美的虚拟偶像崇拜中,找寻同好和归属感。
其次是个体的制度化抽离和再嵌入。随着二次元文化的不断迭代和形式更新,Z世代的文化消费习气逐渐被大众接管和认可。一方面,跨次元文化产品陆续呈现,如本土化虚拟偶像菜菜子的出身、洛天依与京剧名角的互助,实现了现实偶像与虚拟偶像的合体;另一方面,借力粉丝经济互联网企业纷纭试水虚拟偶像家当,不仅为二次元文化融入普通大众文化趟平道路,而且通过直播等新的营销办法,带来可不雅观的经济“钱”景。过去勾留于个体取向的个体化和想象的公共体,通过虚拟家当的行业形成和虚拟偶像市场的规模化发展,逐渐被纳入市场经济系统编制和公民自由权利范畴,通过制度化重新嵌入大众文化之中,正匆匆动主不雅观个体化与制度化的个体化产生某种关联。
再次是追寻“为自己而活”的个体文化。个体化不即是个人主义。但在中国,不管在精英群体还是普罗大众那里,个人主义总是被理解为一种自我中央主义,是自私的、不合群的、功利主义的,以及绝不考虑别人权利亲睦处的。随着Z世代跨入成年人群体,有学者认为,这一新的群体“越来越哀求自我的发展、个人幸福和安全感,反对由来已久的集体主义道德说教”。2018年,洛天依与著名京剧演员王珮瑜在中心电视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共唱苏轼的《水调歌头》,完美演绎了ACG文化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结合。Z世代成长于民族主义和文化自傲的飞腾时期,普遍热爱中国文化。他们乐于接管以自己熟知和喜好的形式进行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教诲,是真正“为自己而活”。
末了是系统风险的平生内在化(Biographical Internalization)。当代性的自反性让当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系统风险的平生内在化让每个个体都无法摆脱社会问题办理者的角色,但是去传统化和去集体化又导致个体只能寄托于专业人士或“专家系统”来应对风险寻衅。依赖专业人士或“专家系统”的根本在于彼此信赖,而中国社会正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人际信赖”已然远去,“制度信赖”尚未建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信赖缺少带来的“存在性焦虑”蔓延于全体中国社会之中,这集中表示在个体化把Z世代从传统角色和传统束缚下解放出来后,正在探求重新嵌入社会的新的文化整合办法和原谅其个体化存在的社会掌握形式,实现主不雅观个体化与制度化个体化的关联。
个体化既是一种环球趋势,也是平等关系和民主内在化的显现。对付中国政府而言,鼓励个体化是促进文化繁荣的不二之选,条件条件是个体化能够与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保持同等。未来,文化领悟深化的关键是,政府能否对个体化持原谅态度,切实勾引个体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同向同行,终极通过经济制度培植和法治将个体化合法化和制度化。当然,这是一个缓慢变迁的过程。
【注:本文系教诲部人文社科方案项目“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大陆脱销书出版与社会思潮水传研究”(项目编号:19YJA710035)和中国公民大学马克思主义***不雅观研究中央项目“融媒体时期主题出版数字化研究”(项目编号:19MXG0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英]奥利费·博伊德·巴雷特著,汪凯、刘晓红译:《媒介研究的进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来源: 公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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