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勇

不久前，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个中第21条明确指出“处方应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严禁利用人工智能等自动天生处方”，该规定既是对医效法、《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处方管理办法》等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基本规范的重申，也是国家指引互联网医疗发展的表示。

近年来，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推进与国家政策的引领，我国在线医疗领域得到了迅猛发展。
2018年年初，全国的互联网医院加起来不过百家，但截至目前，我国互联网医院总数已超1600家，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2.98亿。
互联网诊疗的快速发展，对付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诊疗做事效率、创新医疗做事模式、缓解百姓“看病难”等发挥了积极浸染。
不过，在实践中，线上处方运用、处方药发卖等不规范问题也开始凸显。

为了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2018年以来，我国发布了《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做事管理规范（试行）》等规范性文件，就互联网诊疗做事中涉及的医疗机构资质、从业职员资质、设备举动步伐保障、做事流程规范等提出哀求。
本次《细则》对互联网诊疗活动予以进一步规范，个中特殊针对处方出具行为作出规定。
这是由于处方作为患者用药凭据的医疗文书，决定着患者用什么样的药、怎么用药、用药的效果好不好。
特殊是在互联网诊疗中，公众年夜众对网络购药不像对医院购药那样抱有足够的信赖感，社会上呼吁规范互联网诊疗处方开具行为的呼声很高，这也匆匆使了《细则》这一特殊规定的出身。

质量与安全是医疗行业永恒的主题。
为了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此前我国《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均明确规定，医师在诊疗活动中为患者开具药方后，药师要进行审核，但干系规范并未对“自动天生处方”这一行为进行明文禁止。
“法无禁止即可为”，规范制订不明确，地方实践就会乱象丛生。
现实中，一些平台选择“AI开方，客户直接取药”的模式，跳过传统的处方开具、审核环节，把开方直接变成了“卖药”。
这类行为严重违反我国药品管理制度，也给患者用药安全埋下了风险隐患。
这次《细则》明确处方必须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禁止自动天生处方，符合目前互联网诊疗“回归严明医疗”的主旋律，有助于将行业发展引回“保障公民康健福祉”的正轨。

要让严禁自动天生处方的规定落到实处，必须考虑各种成分。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出发：第一，应该明确人工智能等主体的地位，虽然我们将其称作人工智能，但实在它和部分助理医师一样，都是没有得到处方权的主体，目前的《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还存在不敷，它们的惩罚工具还局限于“职员”。
后续修正时该当考虑到人工智能等主体的分外性，对仅由人工智能等自动天生处方的，应该与“利用非卫生技能职员”一样，直接深究医疗机构的任务。

第二，应该明确任务承担规则。
无救援则无权利，同理，无任务则无责任。
目前在互联网诊疗过程中，医疗机构与医师之间的权责依然通过条约调度，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对付多点执业的医师来讲，在条约签订的过程当中，医疗机构每每处于上风地位，如果条约约定“出具处方不当造成危害的，在医疗机构赔偿后应紧张由医师包袱”，那么医疗机构就本色上规避了危害任务的赔偿风险，这有违权利与任务应该对等的原则。

第三，应该完善药品追溯体系。
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处方源真伪的审核，对处方源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完善关于处方源的法律法规。
应利用互联网的上风，充分利用二维码识别功能做好在线处方的审查事情。
同时应该完全保留交易记录和交易证据，确保监管能够追根溯源。

第四，应该发挥行业协会、社会主体的浸染。
实践当中许多自动天生处方的行为比较暗藏，自上而下的监管有时未必能够创造问题，此时依赖行业协会、患者委员会等中间组织，借助互联网本身的信息沟通上风，每每能够更为有效地创造问题、办理问题。

（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

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