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光进入2016年1月，某天上午，当我走进办公室，创造好几个都专注地盯着屏幕，一直刷新着页面。
“出来了吗？”“还没有”“怎么还没出来？”，办公室时时传来类似对话。
约10:00旁边，我阁下的一位彷佛刷到了什么，喊了一声：“出来了，6.9%！
”另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赶忙来到屏幕前，手抄下一些数字：“这是这么多年来最低的了。
”说罢，他回到工位开始打字。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当天是中国公布上一年经济数据的日子，他们在谈论中国刚刚公布的2015年GDP增长率。
出于宏不雅观经济数据的主要性和同行间的竞争，他们要在第一韶光发布这条信息，并做初步解读。
后来，那位在当天宣布中写道：“去年，中国记录了一个明显减速的经济增长率。
这表明多年以来的增长放缓，正加速冲击这个天下第二大经济体，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

我惊异于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数字的关注，更惭愧于自己的某种钝感——哪怕作为一个，我彷佛都习气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对增长数据习以为常，短缺敏感。
如今后知后觉地想，那个上午，我是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一个历史瞬间：2015年中国GDP增长率是25年来首次跌破7%，此后我们也再未回到昔日的高增长水平。

在当年《公民日报》对官方威信人士的采访中，这种增长走势被称作L型经济，指从高速增长转型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的转型过程，GDP增速在6.5-7%区间内徘徊，“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

这意味着什么？这些数字的颠簸，如何表示在我们的生活里？那些身在个中的经济培植参与者们，又如何在这过程中做调度？2018年，L型走势日趋明显。
这些问题引起三联编辑部的好奇与思考。
与外媒关注宏不雅观数据不同，三联的封面专题喜好将宏不雅观剖析与微不雅观调查相结合，宏不雅观剖析是骨架，微不雅观调查则是血肉。
于是，从2018年下半年的封面宣布《中产生活策略：L型经济的资产配置》开始，我半年里跑了三次东莞。

东莞是“天下工厂”，是外媒眼里的中国经济晴雨表。
我对L型经济最直不雅观的感想熏染，来自东莞大岭山镇的一个家具厂。
大岭山镇是“中国家具出口第一镇”，最多时拥有家具及配套企业500多家，标杆企业是东莞台升家具厂。
这是一个在东莞无人不知的台资企业。
东莞地标性建筑环球经贸中央，便是该厂老板投资建筑，又称“台商大厦”。

壮盛期间的东莞台升家具是中国最大的家具出口企业，在21世纪初期最多有7000多名员工，一天要出口100个集装箱。
厂内有食堂、超市与幼儿园，员工不出厂区，即能办理统统生活需求。
厂里乃至还有一块真草足球场，定期举办足球赛，供员工们团建娱乐。

这些都是过去的影象了，仅存于人们的口述中。
在我拜访前，台升家具发布了买断全员工龄的通知布告。
卖力人说，这占地780亩的大厂，如今只有不到700人，生产线只开了一半。
曾经24小时轮流转的机器，如今锈迹斑斑，昔日喧哗的足球场，则长满杂草。
当天的东莞下着小雨，人站在足球场边，彷佛还能听见过往那人声鼎沸的叫嚣。
那时，迟缓的我方才意识到，曾经辉煌彷佛难以再现了。

这是由于，我们过去的高增长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巨大的人口红利上，靠打工者勤恳的双手，以极其微博的利润卖出高产量。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地皮价格的激增将连带引起生活本钱高企，终极转化为人力本钱压力。
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将逐步完善，加之年轻劳动力数量开始低落，这长达30多年的“高速红利窗口”正在缓缓关闭，建立在数量上风上的低附加值模式终将迎来洗牌。

比如，纵然是作为台企标杆的台升家具，过去一贯也以OEM（原始设备制造商）代加工有名，主业缺少核心自有产品，在转型期高质量发展压力下，环保、地皮、人力本钱上涨，而受到环球经济衰退影响，订单量却在锐减。
夹缝之下，台升家具频年亏损，终极只有买断工龄，重新再来。

类似场景在东莞并不少见。
我还先后拜访了几家纸箱包装厂——如果说东莞是中国经济晴雨表，那纸箱厂便是东莞经济的指南针。
在以制造业代加工有名的东莞，电子、家具、玩具这些产品都须要包装，实系统编制造养活了大批配套纸箱企业。
市价8月，正值“双11”前的紧张备货期，但几家老板都说，订单量同比低落约30-40%，产能只能做到往年的一半。

“怎么一点儿都不火？”东莞纸制品行业协会会长当时这样抱怨。
一年多来，业内“跑单”变得常见，不乏港资台资，一单小则几十万，多则成百上千万。
有纸箱老板被跑单后直接破产，变卖清算；还有的老板纷纭开启各式转型之路。

在后一期封面宣布《民企，重振》里，我记录了东莞一些中小企业家们的情状，他们或是停产后将厂房出租、投身到现金流充裕的餐饮买卖；或是变卖机器，进军利润更高的教诲业；还有一位老板，变卖了多处房产想要拯救企业，在企业破产只有仰人鼻息，重新成为一个打工仔。

是危，也是机

东莞的另一壁则是朝气发达的。
东莞有32个镇，没有一个县，却有一个松山湖科技家当园区。
在东莞的方案里，制造业只是东莞的过去，松山湖才代表东莞的未来。
东莞市辖的所有行政单元里，松山湖税收最多，增速最快。
如果说制造业是“冰”，那松山湖便是“火”，天下工厂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势。

松山湖区位于东莞几何中央，因有一处“松山湖”而得名。
它成立于2004年，由三镇划拨地皮而来——这个中包括前述台升家具厂的一处地皮。
为给东莞的“高精尖”转型让路，台升家具在2003年将一处位于松山湖、原来用来扩大再生的地皮，让给了这个新兴家当园区，因而落户大岭山镇。

这个插曲像是二者之后发展路径的分水岭。
与其他镇区各处扬尘的工业园区和塞满道路的重型卡车比较，松山湖是精细的，东边是华为充满欧洲风情的新基地，北边有新奇高真个万科生活广场，道路两边可见各种高校挂名的孵化大厦。
东莞正以松山湖为重心，考试测验着从传统迈向未来，像是转型中国的一个缩影。

在松山湖，我拜访了一家标杆企业，主营PCB（印制电路板）自动贴膜业务，成立于2008年天下金融危急时。
卖力人说，那时候和现在很像，市场冷落，本钱上涨，很多企业夹缝中断臂求生，紧缩本钱。
本钱节省的一个关键在于自动化。
他们当时看准机会，发明PCB自动贴膜并切割干膜的技能，这是电路板生产中的一道关键工序，过去多由人工完成。
靠着将其智能化，这家企业杀出一条血路，如今已是行业“独角兽”，备受东莞政府扶持。

转型时正是这样，困境与机遇并存。
一些行业的困境，可能正是另一些行业的机会。
人工本钱升高的另一端，正是人工智能的兴起，科技有了更多用武之地。
采访时的台升家具，正在做“机器换人”考试测验。
他们算了一笔账，将生产线大幅智能化后，人力本钱能低落40%，回到2014年前的水平，而智能化投入2～3年就能回本。

另一种选择是外迁，这是在东莞无法回避的话题。
台升家具多年前就在越南设厂；而每隔几个月，纸箱厂的客户微软公司就会问他们有无外迁打算。
一位即将外迁的老板，在谈及此事时痛哭流涕：东莞造诣了他们，如今却因热钱炒作下高扬的房租不得不离开——在镇里，如果不是经认可、纳税达到一定数额的高新技能企业，一样平常企业已无权买下一块地皮。
这今是昨非的个中冷暖，唯有自知。

然而，外迁的效果如何？外迁企业的生存情状怎么样？在做《环球家当链的微不雅观调查》这期封面时，我的同事刘怡去到越南北宁、平阳等地的工业园，试图探索这些主要问题的答案。

越南是珠三角企业外迁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承接了中国近年来最多的家当转移。
刘怡在当地同样采访了一位台商家具大户。
在这位台商看来，彼时的越南，便是昔日的广东，乃至越南一些法律条文都抄袭自中国，“拿来就能用”。
由于地处热带，越南还有做家具的原材料上风。
这家家具厂紧握这周期性红利，在越南做到了营收超1亿美元、霸占越南出口5%市场份额的家具大鳄。
这位台商“每隔四秒钟有一件家具组装完成”、“每月有1000只集装箱出货量”的描述，像极了人们当年形容东莞台升家具的辉煌与光彩。

并非每个企业都能如此适应。
中国仍有独一无二的溢出性家当上风，即建立在多年景长根本上的完善配套与家当链条。
出发去越南前，刘怡拜访了一家曾在越南建厂、后又回流的企业。
该企业属日化包装行业，2014年随着三星、富士康外迁越南。
一年多后，激情回归理性：其行业在珠三角深耕二十余年，就地形成了完全的上游供应链，从设备制剂到技能职员一应俱全、分布集中，而由于外迁越南并非集体行动的一日之功，关联企业进军速率低于预期，终极导致该企业在越南的家当链高下游“倒挂”。
2018年，企业将在越工厂关闭，搬回中国。

很多企业也离不开中国度当工人的技能根本与高本色。
同样是在那期封面中，我的同事杨璐去了环球最大的镜片生产地江苏丹阳。
在拜访了这个霸占中国80%、环球50%市场份额的县级市后，她创造，虽然人工本钱对劳动密集型家当非常主要，但镜片这类行业对工人技能哀求极高，不仅东南亚劳动人口难以胜任，目前也难用机器替代，遑论他国也没有中国毛细血管版密布的完善根本举动步伐。
在这些须要很强技能根本风雅行业，人工本钱是考量，但产能、效率、合格率也是决定成败的成分。
这一点，也适用于杨璐此前调研过的女装行业。

技能闇练的工人可以降落瑕疵率，这是代工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实力雄厚的镜片工厂，探索和利用最新的机器来降落人力资源的不愿定性

更何况，中国还有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这个全天下最大消费市场的零散颠簸，都是舆论关注焦点。
个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消费是在升级还是降级？在《中产生活策略：L型经济的资产配置》的封面中，杨璐通过采访消费贷、高端日用品平台，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虽是天下工厂，但从一个物质匮乏、粗制滥造的环境，迅速崛起成弘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只用了短短20-30年韶光。
这导致国民支付能力不屈均，消费诉求和购物理解处于不同阶段。
繁芜的中国市场，很难以用消费升级还是降级去大略区分。

纵不雅观环球，唯一能与中国媲美的潜力市场在印度，那里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拓版图——与被动外迁东南亚不同，“出海”是一种主动出击，是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基于市场所迈出的环球化步伐，而非出于本钱考量的家当转移。
在《环球家当链的微不雅观调查》中，我去到了印度“硅谷”班加罗尔，探求在这块大陆开拓热土的中国身影。
他们取得了肉眼可见的造诣：有超过一半印度人利用的中国手机，满大街都是中国科技企业的标识，来自中国的信息传输工具、短***社交软件则占满了他们的手机屏幕。

这面上的成功并非全貌。
印度是比中国更“下沉”的市场，有严密的“金字塔”社会构造体系。
它险些是超过式地被拉入到环球互联网浪潮中，让中国履历一度在此无所适从。
“除了人口，印度没有一点和中国相似的地方。
”一位创业者如是总结。
一个典例是变现难，人均GDP只有中国1/5的印度，国民消费能力依然不敷，让中国互联网“跑马圈地”法则在此一败涂地。

一些人在摸索中适应调度，将中国履历与本土化结合。
受中国影响，刚刚过去的印度传统的“Diwali”节早已成了他们的“双11”。
一些印度公司，乃至也像中国公司一样，打出“XXX项目指挥部”的战斗横幅。
这些中国的创业者们，被当地改变着，给当地带去改变。
今年年末，我们还将去往非洲大陆，寻访那里的中国创业者和企业家们。

直不雅观看去，L型经济影响最大的是企业和企业家们，他们作为经济培植最直接的参与者，要对每一项账目支出的涨跌烂熟于胸，以根据市场形势提前做预判和调度。
而实际上，普通人在这过程中也不能幸免。
GDP增速颠簸区间或许不到半个百分点，却真真切切地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2016年1月中国公布经济数据的那一天，我供职的那家外媒是这样解读的中国经济下行的：中国正经历着两条不同的轨道，过往的支柱行业受冲击大，而做事业和消费却不断提高。
“2015年，做事业设法接管了制造业的就业丢失。
”2019年9月，他们再次发文，称中国就业市场正悄然改变。
“这是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果”：从依赖制造业和出口转向依赖做事业和内需，后者正日益成为经济增长支柱。

在我拜访过的东莞工厂里，很随意马虎感想熏染到这种就业的构造性变革。
年轻的打工者在变少，更多的是壮年劳动者们挥汗如雨。
企业也方向于招聘年事偏大、有一定技能的工人，他们常日介于30-55岁间，发展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外出务工多年，不仅履历技能丰富，也更愿吃苦刻苦。
在很多企业家们的眼里，这便是让他们无法离开的高本色中国度当工人，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镜子的另一壁则是，年轻劳动力不仅数量锐减，也愈发不愿去工厂事情。
他们成长于高速发展下的优渥环境，在互联网时期诱惑中，挥洒出自由天性。
东莞市区一个城中村落里，我采访了两位90后打工者，他们都投身于新经济下的做事业，一位送外卖、一位做滴滴代驾，共同租住400元/月的房间内。

“我是不想再进工厂了。
”个中一位我同龄、打工却超十年的工友说。
他是第一代留守儿童，2005年出来打工时连一张***都没有，只能借表哥***蒙混进厂。
十多年来“很碎片”，做过小买卖，去过不知多少厂，每次都只干了几月就换。
为他人打工累、狠、人为低，还易受伤。
他同寝的工友，便是在一次技能升级改造中，不幸失落去三根手指。

2013年前后，外卖兴起，他成为第一批外卖小哥，直聘于店家。
然而在当时，外卖作为做事业快速更新的产品，还并不被所有人接管。
一次，他进入某五星酒店送外卖，却被大堂的一位老板粗语驱赶。
两人发生的争执，后来蜕变成轰动一时的群体打斗，上了东莞当地报纸。
他和家人势单力薄，只有还乡避灾。
风头渐熄后，他重回东莞，辗转于快递、外卖和滴滴，这样更自由，人为也不低，“唯一的缺陷是没有社保”。
我见他时，他以开代驾为生，每天晚饭后上班，徘徊在餐馆、酒吧、KTV外，在入夜后开着他人的豪车去珠三角各地。
走得远了，就自己搭顺风车回来。

我感叹于他作为同龄人吃过的苦，更愧疚于自己对这些劳动群体的无知，无论他们是家当工人、外卖小哥还是滴滴师傅。
末了一次去东莞，我拜访了一位有13年履历的工民气理咨询师。
她说，工人们的生理问题，说到底都是现实问题。
翻看她累积几米厚的案例记录，我彷佛读懂了什么是真正的谋生压力。
两性关系、婚恋焦虑、留守儿童……那些根植异域的思与苦，都可能成为工人们感情的导火索。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他们是参与者、培植者，是我们的独特上风，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捐躯者。

2019年夏天，我和同事刘怡、王海燕、王珊、驳静奔赴各地采访，做了一期《随着卡车行中国》封面专题。
在山陕运煤线、青藏线、京沪线、深港线上，我们与卡车司机同吃住，试图理解这些中国经济流利环节里的基石人物，体会他们的日常，也描述他们背后的家当图景变迁。

经济增长，在流利环节的表示便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需求的增长。
为知足西藏培植日益增长的建材需求，青藏线上的司机们要时候与疲倦、车辆故障乃至高原反应作战；在发达的一线城市，消费升级带来的大量冷链需求，不仅要司机们星夜兼程地加班加点，还要他们闇练节制繁芜的冷藏设备操作。

如果不是为了讲诉这些司机的故事，我可能不会知道，某一天我在北京吃到的赛百味和肯德基，可能是司机头一天从安徽拉来。
他们为城市供应做事，却只认识城市的夜幕和荒郊，在入夜后的六环外排上长队进京，在六环内的物流基地勾留一晚，就转身赶赴下个目的地。
如此披霜冒露，日复日，年复年。

随着卡车司机行中国

我们享受着他们劳动带来的福利，却一贯没能尽心理解他们是谁。
驾驶着这些常常被人称作“公路杀手”的卡车司机们，也是家庭里的父亲或儿子，乃至母亲和妻子。
驳静采访的一位女司机，不仅要时候戒备其他司机的性骚扰，还独自抚养一个未成年女儿，母女聚少离多，犹如候鸟；我跟访的一位冷藏车男司机，在路上则带着刚放暑假的15岁儿子，吃住都在驾驶室内，以车为家，行走天涯。

某种程度上，三联的们与这些司机一样，也是常在路上跑的人。
过去一年多里，我们还去了因政策转变“入冬”的新疆霍尔果斯、羊肉价格暴涨下的“羊都”内蒙古巴彦淖尔、“洋垃圾”禁限令下的广东佛山、“玩具之城”汕头澄海、“假发之都”河南许昌等等，试图探索并描述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家当百态。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让身在前真个读者们知道，我们平日所享用的产品后端是何样子容貌，经济的周期性颠簸是如何表示世间百态之中的，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
更主要的是，我们想要讲诉，是哪些人在从事着那些与我们或近或远的行业，为我们供应便利，为中国经济添砖加瓦。
他们的勤恳经年累月，汇聚成海，才有了我们今日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