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的代表作《存在与韶光》（出版于1927年）自1987年经陈嘉映、王庆节翻译成中文出版，已经三十二年了。
这三十二年间，海德格尔在中国的哲学界一贯是所谓显学。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北大哲学系，听说历届险些所有的外国哲学博士论文，不是研究海德格尔，便是研究维特根斯坦。
个中又以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为主导，乃至涌现过一届博士研究生全部做海德格尔的盛况。
在著名知识付费网站中国知网检索会创造，仅在2018年就有三百零五篇以“海德格尔”为主题的论文，也便是险些每天有一篇关于海德格尔的论文揭橥。

时移世易，近些年来，对海德格尔的激情亲切明显消退不少。
这首先与海内西方哲学研究不断深入有关。
这十年，海内学界先后经历了研究古希腊和早在即代政治哲学的两次浪潮，这一势头的最新进展彷佛集中在了黑格尔和谢林研究上。
这三次浪潮不断冲刷着我们对西方思想的理解，让我们创造了西方许多不同的思想面相。
诚然，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为理解海德格尔供应了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但遗憾的是，从海内到国际的“海学界”，都被一些八卦带偏了路。

《存在与韶光》（中文修订第二版），[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商务印书馆，2018年3月出版

很明显，这几年终于海德格尔“纳粹问题”的谈论，在不断把海德格尔推到公众年夜众面前的同时，也使其本人的名声江河日下。
如果说施米特在许多人眼里是纳粹的桂冠法学家，那海德格尔大概便是纳粹的哲学王了。
在这些人看来，由于二人与纳粹的纠葛，他们的思想便是“邪恶的”“有毒的”。
然而，且不论实践行动与理论聪慧的间隔，即便海德格尔的思想有毒，他提出的哲学问题是否也不值一提呢？海德格尔环绕“存在”（Sein，或译“是”）的一系列谈论——存在与韶光、存在与自然、存在与技艺、存在与生命是否也损失了意义？吊诡的是，正好是在这些人看来，哲学紧张以“问题”，而非“哲学史”为核心，但详细到海德格尔的时候，他们每每罔顾问题，单单瞩目海德格尔的“私人生活史”。

相较而言，来自大洋彼岸——许多人眼中意识形态对立日渐严重、阶层分解日甚一日的美国——的一位哲学研究者，反倒显得更加“面向事情本身”。
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1929-2017）的《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韶光〉第一篇》（Being-in-the-World: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Division I，下文所注均为中译本页码）无疑是一本可以帮助我们从八卦绯闻、秘辛野史制造的迷雾中解脱出来的精良研究著作。

二

美国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已经有较长的历史。
1963年，威廉·理查德森（William Richardson）出版了第一本研究海德格尔的专著《海德格尔：通过征象学到思》（Heidegger: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
理查德森较为遵照海德格尔对其本人思路的诠释，区分了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在整体思路上更加方向于海德格尔后期。
而他的学生，斯坦福大学教授托马斯·希恩（Thomas Sheehan）则一反其老师建立的经典范式，在2014年出版的著作《理解海德格尔：一种范式转换》（Making Sense of Heidegger: A Paradigm Shift），以《存在与韶光》中的“存在的意义”问题为核心，完备按照征象学的办法阐明全体海德格尔哲学，在欧美征象学和海学界掀起了谈论热潮。

《海德格尔：通过征象学到思》与《理解海德格尔：一种范式转换》

与这对师徒以及他们周围的许多学者（如理查德·波尔特[Richard Polt]、瓦莱加·努伊[Daniela Vallega-Neu]、理查德·卡波比安科[Richard Capobianco]等人）在海德格尔文本之内形成的辩论不同，德雷福斯更为看重海德格尔哲学的实践面相。

德雷福斯从前的成名实际上就源于他在人工智能领域对海德格尔和征象学思想的利用。
贯穿全体学术生涯，他以海德格尔思想稽核人工智能问题，在学术界和工业界都影响很大。
早在1965年，德雷福斯担当兰德公司顾问的时候，他就撰写了一份名为“炼金术与人工智能”的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其后他又在1972年以这份报告为根本，出版了著作《打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What Computers Can't Do: The Limi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该书也成为了以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哲学，谈论人工智能的经典著作。
1992年，德雷福斯在这本书的根本上出版了《打算机仍旧不能做什么》（What Computers Still Can't Do: A Critique of Artificial Reason）。
中文学界在1986年即翻译了《打算机不能做什么》，比《存在与韶光》的中译本还要早一年。
德雷福斯的这些著作集中批驳了人工智能的认知主义模式，后者又包含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两大流派。
他认为，传统人工智能学说将天下上的统统事物都还原为一套形式化规则，这种理性主义还原论的做法实际上源于西方玄学一贯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
与之相反，德雷福斯认为，人与天下打交道的原初办法并不是认识与知识，而是实践。
人在生活中最为原初的行为不是遵照某些形式化的规则，通过理性反思在头脑中形成规则再付诸实践，而是在详细情境当中与人或物打交道，在这种打交道里理解意义，不断改进打交道的办法，从而应对（coping）生活中的各种繁芜状况。
德雷福斯实践方向的学问风格也影响了他的学生，据托马斯·希恩（Thomas Sheehan）教授说，德雷福斯的学生中乃至有将海德格尔哲学与医学照顾护士结合起来的。
而他许多成名的弟子如豪格兰德（John Haugeland）、奥克兰特（Mark Okrent）在风格上也与乃师保持同等。

《打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休伯特·德雷福斯著，宁春岩译，马希文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10月出版

《打算机仍旧不能做什么》

德雷福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很明显依赖于他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
他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主义模式的批驳，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韶光》中对笛卡尔式的认识论的批驳一模一样。
海德格尔的思考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便是“此在的在世存在优先于认知”（此在，Dasein，海德格尔用来代替“主体”“自我”等传统哲学界定作为个体的人的术语）。
海德格尔正是通过描述此在“在世生存”，并在世界之中与工具打交道的原初生命履历，来批评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认识论模式。
德雷福斯无疑化用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在人工智能领域展现了这一思想的穿透力和实际可运用性。
而表示德雷福斯对海德格尔思想精湛研究的正是《在世》一书。
该书是德雷福斯思虑海德格尔哲学的集大成之作，我们由此也可以将它视为德雷福斯思想的隐秘核心。

三

《在世》虽然凝集了德雷福斯的核心思想，但它首先是一本对《存在与韶光》上半部作注疏式解读的作品。
注疏经典著作在中西思想中都有传统，经典著作内在包含的张力及其繁芜性使这种注疏非常必要且主要。
《存在与韶光》作为二十世纪最主要的哲学著作之一，本身包含了许多生僻艰涩的术语、词汇，而由于海德格尔本人试图在此书中重新追问古老的“存在”问题，不可避免地将漫长哲学史中许多主要问题以及不同流派的思想融汇在了一起，这就使得这本书尤难堪读。
因此好的注疏式著作便更为不可或缺。
（现今海内学者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研究，相较国外同行已经相差无几，比如张汝伦教授的《〈存在与韶光〉释义》完全解读了整本《存在与韶光》，比之德雷福斯此书也不遑多让。
）

按照海德格尔本来的操持，《存在与韶光》要写成两部分共六篇。
在导论第八节中，海德格尔将他原来的方案论述如下：第一部分分成三篇：（一）准备性的此在根本剖析；（二）此在与韶光性；（三）韶光与存在。
第二部分同样分成三篇：（一）康德的图型说和韶光学说——提出韶光转态问题的先导；（二）笛卡尔的“cogito sum”（我思我在）的存在论根本以及“res cogitans”（思执）这一提法对中世纪存在论的继续；（三）亚里士多德论韶光——古代存在论的征象根本和界线的判别式。
而实际出版的《存在与韶光》只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前两篇。
一样平常认为，海德格尔从1927年到1930年代的一系列讲稿，比如《征象学基本问题》（全集二十四卷），两本康德书，以及关于哲学史的大量讲稿，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操持的展开，乃至1962年的讲座稿《韶光与存在》也可以视为这一操持的延续与闭幕。

《存在与韶光》初版本

显然，《存在与韶光》作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完全部系的“著作”，构成了海德格尔一百余卷全集的核心和根本。
在德雷福斯看来，《存在与韶光》的主要性紧张表示在它寻衅了传统哲学的五个假定（第4-10页）：

一，清楚明白（Explicitness）。
德雷福斯指出，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的传统都认为，我们是通过利用规则来认知和行动的，并认为我们应该清楚这些预设的规则，以便能够明智地掌控我们的生活。
与之相反，海德格尔则认为，使我们得以社会化的那些人所共享的日常技艺（everyday skills）、辨别力（discrimination）和实践（practices），让我们能够分辨客体，将自己理解为主体，或者一样平常来说，为理解天下与我们的生活供应了必要的条件。
但海德格尔强调，只有当这些实践保留在背景（background）中时才能起浸染。
这种保留在背景中、无法被言明的实践称为“存在的领会”（the understanding of being）。
对付存在的领会无法以清楚明白，且不依赖于语境的办法被详加解释，从而传达给任何理性的存在者，或在一台打算机中被描述出来。

二，心灵表象（Mental Representation）。
根据传统认识论和认知主义，为了能够感知和行动，并且与客体干系联，在我们的心灵中必须有能够把心灵指向每一个客体的某个内容、某个内在的表象。
海德格尔质疑这一点，也便是说，海德格尔不认为履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带有心灵内容（内在之物）的自足主体和一个独立客体（外在之物）之间的关系。
这种主客之间的认识关系，实际上以在世存在的、超越主客对立而得到理解的更根本的办法，为先决条件。

三，理论整体主义（Theoretical Holism）。
海德格尔否认如是不雅观点：必须有一种关于日常的有序领域的理论，特殊是，假定能够有一种关于知识天下（commonsense world）的理论。
与之相对，海德格尔认为我们须要返回人的日常活动征象（phenomenon of everyday human activity），停滞对内在的/超越的、表象的/被表象的、主体的/客体的等传统对子，以及主体内部如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清楚明白的/默会的、反思的/非反思的等对子变换花样。

四，超然与客不雅观性（Detachment and Objectivity）。
传统哲学假设，超然的理论视角优胜于有分缘（involved）的实践视角。
换言之，只有借助超然的沉思，只有在描述事物和人之前，从日常的实践操劳中撤离，才能创造实在。
而在德雷福斯看来，海德格尔和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一样，都反对这种不雅观点。

五，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德雷福斯认为，海德格尔反对将哲学活动终极还原到个体主体的活动之上，而是与狄尔泰一样，认为文化的意义和机制必须被看作社会科学和哲学中被给定的基本事物。
他认为，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类似，十分强调诉诸对日常社会实践的描述来消解哲学问题。

实际上，不难创造，德雷福斯列出的海德格尔反对的五个传统哲学设定，组合在一起正是笛卡尔哲学中“我思”的形象：为哲学探求一个确定的个体化的根本，从这个被还原到超然与客不雅观性地位的个体主体的心灵表象出发，以清楚明白的办法建构关于心灵与天下的整体理论。
这个略有些漫画化的笛卡尔形象也是近五百年西方认识论哲学给人们的普遍印象。
与此形成光鲜比拟，德雷福斯构建的海德格尔哲学的形象，是一个深刻卷入（involve）到日常社会生活中，不会主动在自己与外物之间建立对抗，进而以抽象的原则简化客体，而是直面事情本身的繁芜性，从对“存在”的理解出发应对（coping）事情本身的实践者形象。

海德格尔

正因如此，虽然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仍旧有一个向来我属的此在存在，但这一此在在德雷福斯看来却是“通透”（transparency）的（80页）。
所谓通透，指的是此在常日以一种日常的、四处走动的办法来把握其周围的天下。
这种把握被海德格尔称为“循视”（Umsicht，circumspection），也便是说，此在的日常活动是非专题的、非自我指涉的，这些活动中“存在着意识，但没有自我意识”。
就此在的通透来说，学界已有许多谈论，德雷福斯的细致之处在于，他非常敏锐地分辨了通透与一个完备透明的机器人或昆虫之间五个方面的差异：（一）循视是一种知觉样式；（二）关联行止（Verhalten，comportment）有适应能力，以各种办法应对情境；（三）关联行止绽露了不同方面的存在者；（四）如果什么出了错，人和高档动物会吃惊；（五）如果行动碰着了困难，我们必定集中把稳力，切换到蓄意（deliberate）的主体/客体意向性（83-84页）。
正是这五个特点，使此在的行动并不是无心灵的、机器的，不是纯挚对天下的反应行动。

相应地，德雷福斯创造了“应对”（coping）的观点来阐明此在的活动。
应对是构成德雷福斯思想的一个核心观点。
在《在世》开篇，德雷福斯就说，“海德格尔的新路数的根本是一种关于作为统统可理解性之根本的‘无心的’日常应对技艺的征象学”（Phenomenology of ‘mindless’ everyday coping skill）（第3页）。
此后，他又说，“海德格尔想搞出一种对日常的、非蓄意的、正在进行的应对活动的阐释”（70页）。
显然，德雷福斯的应对观点与海德格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化用的“明智”（prudence）和“操心”（Sorge）一脉相承。
应对活动便是日常活动中无意识的、正在进行的、针对详细情境所采取的详细应对手段。
这种应对活动包含此在对付存在的预先领会，同时也包含此在自身传统和文化中，被给予的那些事实性要素。

德雷福斯，2011年。

但与此在的操心活动不同，应对活动彷佛更侧重存在者层面。
换言之，如果我们接管海德格尔关于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区分，那么，应对活动彷佛是处于非本真状态层面的活动。
也便是说，应对活动作为一种无意识的、消散于天下之中的、正在进行的活动，实际上与此在的沉沦关系更为紧密。
此时的此在没有受到良知的呼唤，也没有在畏之中作出决议确定（畏，Angst，字面意思即害怕，根据海德格尔的区分，怕总是怕某个详细存在者，但畏之所畏是不愿定的、非详细的，畏的是在世本身，是“无家可归”），而只是沉浸于对详细事物的处理之中。
这种应对活动虽然已经有了对付存在的预先领会，但恐怕尚不自知。
就此而言，德雷福斯将海德格尔的征象学完备看作“关于作为统统可理解性之根本的‘无心的’日常应对技艺的征象学”彷佛是有失落偏颇的。

当然，这里更深层次的缘故原由恐怕在于海德格尔本人思想的张力。
在论述“沉沦”的第十三章，德雷福斯充分展现了沉沦问题中的内在冲突。
德雷福斯区分了沉沦的构造意义和生理意义：前者指沉沦作为生存论构造，表明此在被从其存在的原始意义那里拖离；后者指沉沦源于此在从畏那里逃离。
在德雷福斯看来，“此在在消散中从自身坠落的构造性方向，乃至是它抵抗这一方向的失落败，都与此在的生理上的诱惑不同，这种诱惑积极地拥抱消散，为的是隐蔽其令人不安的无性，即为的是从畏逃遁”（272页）。
然而，如果构造性的沉沦源于生理的沉沦，这就意味着此在实质上就是非本真地沉沦于世，本真的生存就不再可能。
显然，海德格尔的思考不会止步于此，德雷福斯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点。
在附录关于沉沦的阐明中，德雷福斯说：“（本真生存的）决议确定是如此导致的洞开状态：接管了关于透彻的总体性选择的伦理幻象的失落灵，并意识到了自我是无力的和空洞的……此在根本没有进行选择。
相反，此在作为揭示存在的一种办法接管了承认实在质性的、空洞的洞开状态的呼声。
”（379-380页）很明显，这种接管了存在的呼唤、接管了自己无力状态的此在，恐怕无法去“选择它自己的英雄”（287页），而应对活动也无法在这种此在的活动中取得根本性的地位。

如果说在沉沦于世的社会化生活中，应对活动仍旧是此在的紧张活动，那么，在经由这一存在的呼召之后，此在接管了自己的无力，转变为一个等待存在来临的空场，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转变，恐怕很难以纯挚的应对活动来加以理解。
纯粹从实践出发对海德格尔的阐明，无疑在《存在与韶光》的文本中就遭遇了困难。
这大概是德雷福斯没有在此书中对应对活动给出一个明确定义的根本缘故原由。

海德格尔墓

即便如此，我们会看到，德雷福斯以实践和应对为核心，所描述的这样一个与传统哲学孤独沉思者形象大相径庭的实践者形象，仍旧切中了海德格尔哲学中一个非常主要的面相。
海德格尔之后，以阿伦特、施特劳斯、列维纳斯为代表的不同思想流派，凭借各自不同的思想渊源对实践哲学的复兴，无疑是继续且发展了海德格尔思想的这一壁。
但仍有必要强调的是，海德格尔思想的繁芜性和丰富性并没有就此穷尽。

四

在《在世》附录对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谈论中，德雷福斯通过比较海德格尔与克尔凯郭尔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

后期海德格尔对付如下问题没有多少兴趣：一个人如何能够创造生活是值得过的，哪怕是在一种虚无主义的文化之中。
他所关注的反而是对哲学造就虚无主义的办法进行诊断，并保存尚未服从于技能至平整化的那些文化实践。
拯救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个体的文化的可能性，乃是海德格尔后期作品的关怀核心。
（405页）

与之相应，德雷福斯得出了如下结论：

这些存在领会中的每一个都容许有不同种类的存在者显现。
古希腊人在事物的美和力量中遭遇它们，把人作为墨客、政治家和英雄来遭遇；基督徒把受造物作为被恰当归类和利用的东西来遭遇，把人作为圣徒和犯人来遭遇；而我们当代人把工具作为被主体掌握和组织以知足它们的希望的东西来遭遇。
或者，最近我们进入了技能的末了阶段，我们把统统（包括我们自己）都履历为仅仅为了越来越高的效率而被改进、转变和订造的资源。
（402-403页）

显然，海德格尔后期将技能作为人类整体所面对的最大危急，导致他所理解的自然（phusis）在与技能的对立中走向了超善恶的田地。
这样理解的自然显然不同于古希腊与习俗相对的自然，这大概才是他写下《玄色条记本》中许多辞吐的根本缘故原由所在。

《玄色条记本》

因此，须要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海德格尔详细政治辞吐的对错与否，而是海德格尔哲学思想所能展开的天下图景或者政治图景。
当他在1930年代中期谈论民族此在，当他谈论赫拉克利特的战役观点以及“争斗”（Auseinandersetzung）“冲突”（Streit）等观点，当他在战后又溘然仿佛穿透世事一样平常评论辩论“泰然任之”“末了一个上帝”——这个中的思想线索是否一脉相承？还是说，在每一个不同时段，个中仍有许多可能的思想图景没来得及展开？对付每一个哲学研究者来说，海德格尔作为哲学家参与到上世纪最大的政治事宜所带来的冲突和张力，以及由此引发的他本人思想的断裂与延续，才是我们真正该当去关心并反省的。
德雷福斯此书显然为这种反省供应了一个良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