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虚道人

在中国人的传统崇奉中，敬天是一项很主要的内容。
天人之间的关系，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
“人在做天在看”，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老天爷彷佛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
在封建王权社会，身处皇位的“天子”的称号以及“替天行道”的叛逆旗号历代更迭不断。
在对天的崇奉的支配下，“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是最常被提起的两个观点。
天人感应，代表的是早期儒家所倡导的谶纬神学；天人合一，代表的是早期玄门所提倡的宇宙哲学。
这二者不但不是一回事，其在所追求的终极命题上还有着实质差别。

“天人感应”一词源出于《尚书·洪范》，其写道：“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意思是说，当朝君主的施政态度如何，会影响到大自然的景象变革，认为人的行动实在是与天象有关联的。
孔子在作《春秋》的时候，也曾经提出“邦大旱，毋乃失落诸刑与德乎”的疑问，并规劝国君要“正刑与德，以事上天。
”由此可见，早在先秦期间，天就已经被人们供奉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具备根据人类行为的善恶而做出征兆的主动性。
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便是这一不雅观点的集中表示，而孔子强调的“开罪于天，无所祷也”则直接奠定了人类在苍天面前的无能为力。

在此根本上，作为“天人感应”论的集大成者，董仲舒在进谏汉武帝的时候说：“国家将有失落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磨难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其不雅观点基本上继续了先秦期间的“灾异说”，同时董仲舒还充分发挥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天生论，认为天地与人类自身的祸福、社会秩序的制订都是按照五行的生克来运转生存的。

当万物合于五行，则生生不息而万物昌；若万物背离于五行，则天降灾异、社会失落序、万物皆祸。
董仲舒还认为，构成天地万物与人类自我的基本物质是相通的，他秉持“气化论”，主见人之气若能够调和顺适，天地之气因感而一定化现祥瑞。
相反，人之气如果邪乱乖谬，当此气与天地之气相稠浊时，就会使得灾象丛生。
“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癖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磨难起”，这是“天人感应”论的一项主要内容。

在灾异遣告说与天人同类说的根本上，董仲舒更进一步神化了天的存在，他提出“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的主见，把天认定为宇宙间最至高无上的主宰。
不论是自然界的万物生化，还是人类社会中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都是天神按照阳贵阴贱的意志来安排的。
人们的行为如果符合天意，就会得到上天的褒奖；如果不符合，就会受到上天的制裁。
至此，天人感应的思想基本形成。
这一套具备神学根本的天下不雅观，不仅为当朝统治者供应了一统天下的君权神授理论，更成为中国式宗教神学出身的根本。

只管董仲舒及其带有儒家纲常色彩的“天人感应”论是建立在先秦道家及阴阳家“天人合一”理论根本上形成的，但很显然其把先贤口中“天”的观点狭隘化了。

天的意象，有三个不同层面的表达：一为自然之天；二为董仲舒所谓之天神；三是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界运行秩序的某种概括性表达，此略同于老子讲的“道”。

《庄子·达生篇》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道家讲到的天之父母与人之子孙之间并非是自然的生养，而是对生化征象的形象性表达。
“大道无情，生养天地”，这种“生养”是自然万物按照固有的规律和准则长期蜕变的结果，并不是秉持了某位神明的意志，也不会由于规则的演进或改变而遭受惩罚。
正相反，万物法自然，天有天之自然，人有人之自然，这种自然是“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故道大，天算夜，地大，人亦大。
域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在道的层面上来看，天与人是可以并称的。

此不雅观点乃至可以追溯到《易经》中，其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
”阴阳、柔刚、仁义，皆是自然之道在不同方面的不同表示，三者本于一源，彼此之间是同与应的关系，又何来尊卑之差别？”

《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一个不雅观点，曰“与天地相应，与四季相副，人参天地”，其认为人的生理和精神意识都该当参照自然规律的运作，以此思想来调和身心才能实现炼养的目标。
在崇尚自然的道家学说中，天人合一是修真的最高境界，表示出来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而非从属关系。

季羡林先生长西席说：“‘天人合一’便是人与大自然要合一，要和平共处，不要讲征服与被征服。
虽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强调人类的行为要合天道，否则就会自遗其咎，但这种合道的思想、行为并不因此某种附加了人格意识的神明做主宰的，而因此天地万物都须要遵照的自然之道为准则。
自然，乃是自我之本然，是每个事物自身所具有的规律。
以是在道的支配下，万物只管表现出千万种不同情态，却又都遵照同一个内在法则。
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万物在道的层面上的同一，即是和谐共生。

庄子言：“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正好是由于人类社会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来限定自然本性，才阻碍了自我对道的体认。
以是老子极力倡导“绝圣弃智”，把“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各种规章制度打碎，真正解放了人性，才能使人们复归于自然，终极实现“万物与我为一”的超越境界。

比较起“天人感应”的思想，“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家之思想，更是万物的对生存状态的表述。
其二者于不同处的比较，正好印和了儒道两家秉持的不同天下不雅观。
中国历史上，儒道思想以阴阳之态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基石。
虽然源头和主见不尽相同，但经由历史的演化后，“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两种思想逐渐相互接管，在百姓的崇奉中已经无太多二致，这大概也正是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兼收并蓄之原谅性的范例表现之一。
大儒程颢的“天人本无二，不必有合”的不雅观点，便是对“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两种思想的最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