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赵皖西

编辑｜谭山山

题图 | 受访者供应

第一次录完《第一人称复数》之后，周轶君失落眠了。

以往她参加一些发言节目，紧张是做高朋，“脑筋还能偶尔偷偷

周轶君作为高朋参加《圆桌派》第六季。

除了高强度事情带来的愉快，另一个缘故原由是，她创造“这竟然是可行的”。
根据以往的履历，一个发言节目得掌握女高朋的数量，最好不要超过两个；而全女性或者以女高朋为主导的发言节目，可能会不好看。
但这次的录制履历，让她知道了另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优酷人文出品的《第一人称复数》第一季的八期节目里，话题天南海北，深入浅出，作为一个导演和主持人，周轶君创造，自然而然地，人们会在个中看到更多的女性。

小时候，周轶君的梦想是当一名相声演员。
她说不清楚是由于什么，但她以为笑是有传染力的，能让不雅观众瞬间开释，演出的人也会感到自己彷佛很有力量。
“有时候，笑剧让你笑，不是由于它说了一件荒谬的事情，而是它说对了，它把这件事情最实质的点儿说出来了，让你看到了个中的荒谬性。
它非常靠近某种实质和原形。
”周轶君说。

本科毕业、埃及留学之后，周轶君作为新华社常驻中东地区两年，采访过阿拉法特、阿巴斯、亚辛等中东关键人物。
她用另一种身份和视角，去靠近她喜好的笑剧所能暴露的实质和原形——乃至可以说，更加直接而剧烈。

《中东去世生门》周轶君 著中信出版社 2017-7

后来，她离开的一线岗位，出书、做记录片、录访谈节目，职业生涯历经了纸媒、电视、网络媒体平分歧媒介形式的迭代。
但她以为，载体不断变革，内容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革，“我这个人本身便是个媒体，便是一个传播介质，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综合它，面向我的受众，呈现出来”。
“包括现在做《第一人称复数》，我也是在展现女性、展现不雅观点。
”周轶君说。

在新周刊“2023年中国***榜”启动前，我们采访了周轶君，希望她谈谈从***到记录片制作人、访谈节目主持人的变革。
此时此刻，她正在法国拍摄《他乡的童年》第二季，感想熏染巴黎秋日的光影、风雨和彩虹。
她说，做什么事情都累，事情状态永久不是我们最自然的状态，但“在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在路上的觉得、能够自由奔跑的觉得，该当是我最喜好的”。

以下是周轶君的自述。

周轶君在法国巴黎拍摄新节目。
（图/@周轶君）

“我们关心的是所有事儿”

在方案《第一人称复数》的《闲聊全宇宙》这一期节目时，我跟毛尖老师互换，她的建议是：“你（与其）谈论女性诙谐，不如展现女性诙谐。
”这话说得特殊对，这个节目想表达的，便是“我们不要被定义，而是更多去展现”。

我们不肯望这个节目是一个封闭的、仅仅谈论某一特定领域的议题的节目，而是更多地从人的视角出发，谈论一些我们关心的事儿。
可能由于节目上恰好评论辩论这些事儿的女性比较多，以是我们的节目被定义为一档女性节目，实在不是的。

找选题是第二难的事情。
作为一个主持人，首先我自己得对话题感兴趣，如果我对这个话题无感，到现场就没什么可互换的。
其余，我还要感想熏染一下别人对这个话题有没有兴趣，然后考虑怎么去拓展、延伸它。

《这就叫性骚扰》这两期谈的是一个热点话题，我以为让大家知道“性骚扰是什么”这件事太主要了，以是希望在第一期就让更多人瞥见它、谈论它。

见告孩子关于身体的边界。
（图/《第一人称复数》）

我们也谈论一些比较小的话题，比如“知识分子穿搭”。
我们以为这是可以摆上台面来讲的，不是说聊巴以冲突就“高了”，聊穿搭就“低了”，任何话题都可以拿出来聊，就看你末了延伸到哪儿，里头有没有可供大家分享的思想性。

更多的话题，是我们从静水深流里头打捞出来的。
比如《万物有灵》，讲动物性和人性；末了一期《看脸》，我们讲犍陀罗、讲雕塑的美。
这些都不是很时尚、很盛行的话题。

我以为，关心人类以外的事情是一种进步。
像国外的BBC、Discovery，海内里央电视台的《动物天下》……这些节目很早就开始关心动植物。
实在，我们把人跟自然放在一起关心，这便是中国最古老的“天人合一”精神。
我们难道不应该去关心自己生存的环境吗？

人类不能没有动物。
（图/《动物天下》）

工业文明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对自然的过度开采和毁坏。
由于近些年来的经历，我们开始有了这种反思，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跟大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和谐，这跟我们的整体发展目标是吻合的，以是我以为它是一种前辈的理念。
与此同时，我们没有忽略人，忘却社会上人的一些焦虑、人的一些困境。

找高朋是比找选题更难的事。
有时候，我们是先有了好的高朋，才反过来去定选题的。
第一季这些高朋里，没有特殊大的明星，我们更在意这个人说得有没故意思、有没有带来一些新意。
我们非常期待真正有输出的高朋。

《闲聊全宇宙》那期是最早录的，我记得那天录制现场的氛围特殊欢快。
我跟张越老师、毛尖老师、小鹿，都是女性，但是我们每个人的音调、音质都不一样，有点像四重奏——四件不同的乐器发出共鸣。

四重奏现场。
（图/《第一人称复数》）

我也很喜好讲人工智能那期。
那期的两位高朋，一位是牛津大学数学系出身，在人工智能领域深耕多年；另一位是美国生态学博士、大数据专家、卫星遥感专家、生态系统专家，现在在做人造卫星，帮助中国的农人种田。

这期我从开录第一秒到末了一秒，都没有“我是主持人，不能冷场，须要找话题”之类的想法，由于两位高朋合营得非常好，都讲得非常棒。
他们有非常多的第一手履历，而且措辞表达很好，能把自己的不雅观点清晰地表达出来。

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一个人表达得好，是由于TA口才好，我越来越体会到，不是由于口才，而是由于TA有思考。
开机了，TA能在镜头前说得很好，那是由于TA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地思考这些问题。
这样的人才是好高朋。

“我这个人本身便是个媒体”

由于过去做的背景，我特殊相信第一手的履历、第一手的现场。
我希望到现场见到人、见到事情，感想熏染到氛围，闻到气息。
实际上，在我如今这个年纪，我的好奇心还是很兴旺的，想知道很多事情的细节。

人在每个年事阶段，都该当有特殊多的好奇心。
我现在看一些网络节目，会以为自己看到的内允许多、量很大，但实在真正被关心的事情并不多。
很多事情明明在那儿，但没有被照亮，没有人关心。
以是，我希望能谈论一些真正值得关心的内容。

《他乡的童年》算是我从转型到记录片领域的关键节点，我拜访芬兰、日本、印度、以色列及英国等五个国家，实在也是一种呈现，帮助中国不雅观众更深入地理解教诲问题。

（图/《他乡的童年》）

便是在从事记录片事情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导演任长箴。
江湖传闻，任导是记录片领域的“老中医”，有任何疑难杂症，都可以去找她。
由于她有履历，她特殊能知道你的困难在哪里，问题该当怎么办理、该当给你供应什么帮助。

当时，我正在做一个跟武汉有关的记录片，以为有很大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破解。
有朋友给我先容了任导，让我去问问她。
很巧的是，她在疫情期间看过《他乡的童年》，而且写了整整一页的条记，关于什么地方是可取的、什么地方是不可取的，以及什么地方是须要改进的。
我很惊异，她这么一个有履历的导演，还这么用功。
后来我看到了她的条记，说得很到位，我还挺冲动的。
我跟她谈天，完备被她的措辞魅力传染。
她看问题特殊实质，能切入到最深的那个东西。

《第一人称复数》的三位主创，从左至右依次为任长箴、张越、周轶君。
（图/受访者供应）

记录片《碳路森林》是我和任导的第一次互助。
事情过程中，我创造我俩之间有一种非常好的分工和互补：我可能善于想选题，比较天马行空，她特殊把稳技能和质量的把控；我比较温和，她有时候很直给，在事情中我们有时候会有完备不同的见地，会有摩擦，但究竟可以相互原谅。

拍完《他乡的童年》《碳路森林》之后，我的生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

比如，我创造，我在别的国家不雅观察到的一些教诲办法，不可能完备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复制，但我会理解它为什么这么做。
我的生活履历见告我，那种方法虽然好，也不是绝对的。
我越来越强烈地感想熏染到中国人“中庸之道”的高明之处，取中不是让你在中间画一条泾渭分明的线，而是让你一直地改动自己的方向，终极找到那条最适宜你的道路。

再比如，拍完《碳路森林》后，我会跟孩子们遍及环保意识；我现在去咖啡厅喝咖啡，常常会自带杯子。
我知道这些行为改变不了太多，但是必须从这些眇小的地方开始去做。

（图/《碳路森林》）

所有的电影，都把我带到了我从未认知的领域。
我带着问题进入，结束时，实在带了更多的问题回来。
但这些问题会逐步细化，我会一直地在生活当中给自己探求答案，又会一直地改动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做访谈节目，喜好听各种各样的人说一些特殊有见地的内容，和她们谈天，随着她们进入某一个现场，这可能是我做节目的一个私念。

《第一人称复数》是一个全方位的节目，没有什么限定和框架，着重于履历和不雅观点的输出。
实际上，节目中主持人的角色也不是特殊强，大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没有明确须要有一个人挑起话题，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去中央化的效果。

周轶君。
（图/受访者供应）

我从***转做记录片导演，再到如今开始做访谈节目，媒介形式发生了一系列迭代，呈现的内容或许会有些变革。

以前做***宣布的时候，我更关注事实本身，尽可能把我看到的、听到的东西不加主不雅观色彩地写下来；做记录片，则是带着我的主不雅观视角，去关注那些我以为值得被不雅观众看到的内容；做发言节目，我更看重不雅观点的输出，让受众的心灵通过这些不雅观点得到某种抚慰和鼓励，它可能是某种哲学，也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些小建议。

然而，无论载体如何变革，它们对我来说并没有特殊大的改变。
我这个人本身便是个媒体，便是一个传播的介质，我看到了，听到了，综合它，面向我的受众，呈现出来，特殊大略。

“女性主义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实践”

我在节目中提到，读上野千鹤子的书本对我最大的触动，是她展现了好多女性生活的可能性。
我们节目想呈现更多女性的形象，让大家听到更多女性的声音，也是想让大家知道，性别不是定义统统的标准。

做时，我没有由于自己的性别得到更多优待，大家相互之间都是职业竞争关系。
在加沙采访的时候，出于安全考虑，我须要戴头巾、穿罩袍，我知道自己作为女性在当地受到的报酬是不一样的，但也仅仅以为这是一个事情的附加条件，没有深入地去想这背后意味着什么。
返国之后，我可能又由于女这层身份被大家关注。

周轶君一贯在路上。
（图/《锵锵行天下》第一季）

以前看我的职业偶像意大利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书，坦白说，我没有那么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位女，只以为她做得真棒。
没有一个人能像她一样，在采访之前看完比她身高还高的资料，有机会跟采访工具待上七八天，而且问问题那么锐利。
这种锐利，可能跟她是女性有关——我没有看到过一个男像她这样去事情——但更可能跟她本身的性情有关。
对我来说，法拉奇更像是一个职业偶像，并不仅仅是一个性别偶像。
我从她那儿更多习得的，是一种“你要去经历，你要去创造”的精神。

（图/《繁华世纪：第一女法拉奇》）

女性遭遇的各种困境、各种干系社会性话题，我很有可能是做了妈妈往后，才开始思考得更多。
成为妈妈之前，我以为我碰着的女性身份问题是个案；但成为妈妈之后，我更能理解很多社会性的问题、大家普遍的处境。

奇妙的是，我女儿的女性身份意识比我早得多，也强得多。
她现在十岁多，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性别平等意识。
比如她特殊喜好踢足球，在她们学校，低年级还能选修女子足球课，到了某一个年级就没有了，她很失落望。
我跟她说：“你去跟学校提建议啊，你们自己去组织（女子足球队）啊。
”她回答：“对啊，学校有男子足球，为什么不能有女子足球？”于是，她去提了建议。
当然，后来学校也安排了女子足球课。

在谈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她会很自然地说：“女孩子也可以做啊！
为什么弗成？”她天然地就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明确她该当去争取更多。
我对她没有太多说教，我以为可能是我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
她看到妈妈在事情，做这样那样的事情，可能会意识到，她的角色跟男性是平等的，没有什么事情是男性可以做、但她不可以做的。

周轶君。
（图/受访者供应）

关于女性主义，每一个时期都会有新的表达，如果波伏娃写《第二性》的时候，把女性主义的事都讲完了，为什么还会有上野千鹤子呢？为什么我们还要连续评论辩论女性主义呢？

事实上，不可能有一个人把话全说完了，人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诠释和表达，这个表达背后有跟这个时期的人相符合的语境。
女性主义是一个永恒的议题，它可能须要几次再三地被人提起，哪怕是一种重复。

到本日为止，我还在想，实在对我来说，女性主义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一种实践。
它不在于我怎么去定义它，而在于我们怎么去体会它、叙说它、实践它、分享它。

校正：杨潮

运营：鹿子芮

排版：赵皖西